黎启宗，男，广西都安县人，194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经济师。1972年3月工作转正后到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学习，分配留在学校工作，又于同年到广西师院继续学习，1973年1月回校任教，担任小教8班班主任，留校工作直至2007年4月退休。历任学校工作人员、办事组副组长、总务处副主任、总务处主任。1991年4月至2007年3月担任学校副校长。在后勤管理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竭诚尽力为师生为教学服务，成绩显著。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离职到广西民族学院进修（政治理论专业）。曾多次被评为巴马县劳动模范和学校先进教育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地区、自治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999年河池地委、行署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主要论文有《学校后勤工作管理之思考》。

  漫漫时光不停歇，往昔峥嵘岁月稠。巴师——坐落在桂西北群山环抱中的一所中等民族师范学校，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在漫长而艰苦的风雨历程中，巴师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作为最早一代的巴师人，我亲身经历了过去的种种酸甜苦辣，虽经时间的不断磨洗，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里，我就说一说自己亲历过的几个小故事。

一、松山风雨回归路

      美松山，郁郁葱葱百鸟欢；福源地，神龟安眠梦正酣。松山，是位于巴师校园内的一座小山。山上草木丰茂，鸟语花香，有亭翼然，曲径通幽，现在已成为巴师最好的景点之一。松山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实属来之不易，因为多年以前，它差一点就易主并被人为破坏掉。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60年代初说起。最初，巴师地界并没有围墙，有关材料只写明学校的地界，具体是：北面紧靠大山；东面与城小相邻，以中间的一条小沟为界；西面以生资路为界；南面与巴马县文化街相接，松山归学校管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师生自己动手烧砖烧瓦，在松山山脚建起了校舍，还在山腰耕作，种粮种菜以度荒。

      1966年中期，“文革”动乱开始，学校停课搞派性斗争，松山已开挖的土地丢荒了。附近的村民居民便趁虚而入，争先恐后地过来种米种菜。山顶从此杂草丛生，变成了村民放牛牧马的地方，有些空地也被他们当成了坟地。山的东面原本有很多松树，也被一些无良村民几乎砍光。

      1974年11月，我被任命为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总务处副主任。我对于松山被村民侵占和破坏感到十分着急，于是下决心想办法让它重新回归学校。但是，在那个年代，松山的回归之路却非常艰难。

      首先是经费问题。我的规划是，第一步是要把围墙砌起来，以明确地界。经过预算，松山东、西、北三面围墙总长度近400米，除了挖基槽、搬运石头、取风化砂可以自力更生解决外，要购买片石、石灰等材料，再加上人工费，至少还需要4000元左右的费用。当我把想法和预算情况跟当时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革委杨副主任反映时，他不同意。他认为学校的经费很紧张，无法考虑围墙的事。的确，他的看法也有道理。当时，上级下达给学校一年的公用经费才3万多元，要开支全年的办公费、水电费、旅差费、邮电费、修缮费和临时工工资等，确实捉襟见肘。经费的使用必须精打细算，优先保证教学的需要。砌围墙的资金就这样一直没有着落，我只好利用劳动实践课，带领学生挖沟建坎，暂时阻隔牛马进入校园，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对维护学校的安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第二年的下半年，由于学校师生生活及基建材料迫切需要解决一些运输机械。我亲自到自治区教育厅汇报我校的情况，争取到16000元的经费购买中型拖拉机。这笔经费下拨到学校后，购买拖拉机只用去14000元，这样就余下了2000元的费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将余下的这部分资金投入围墙工程。至此，砌围墙的大部分经费总算得到了落实。这笔钱看似不大，但得来还是很不容易，其中曾发生过不少的小插曲。也就是这年年底，自治区教育厅派两位领导到我校指导工作，其中一位是计财处的向处长。当时正是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怎么接待客人都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免过于寒碜，我跑了巴马县城文化街的十几户人家，才买到一只小杭鸡，教工食堂黄凤英同志从菜地里摘来一把南瓜苗，这就算是招待贵客晚饭的“佳肴”了。而接待的地方，是那时的教工饭堂——一间没有天花板的，泥巴地板的瓦房。学校主管领导杨主任陪客，我就充当“服务员”了。大概是因为接待得很“周到”吧，向处长当天就拍板帮我们落实8万元的基建款，作为起建男生宿舍楼的经费。他还强调，全区要恢复办好四所民族师范学校，南宁民师和桂林民师地处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百色民师刚创办，也需要经费。而我们学校地处偏远地区，困难自然也很多。这回拨下来的款项如果不够，就要靠自力更生补缺了。考虑到眼前的实际情况，区里也会在其他方面给予关照。向处长的话使我大受鼓舞，我认为在经费问题上还可以有更大的争取空间。在向处长回南宁后，我立即着手写一份报告，向自治区教育厅请示加拨经费购买中型拖拉机事宜。当我把报告送给杨主任看的时候，谁知他竟然连连摇头说不可能，因为，既然区里已经答应了拨给8万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增加另外一笔拨款，当然很难做到。况且拖拉机是农用机械，我们拿来当运输工具，上级也不会同意。但我却坚持认为，我们有个赐福分校，也需要往来运送东西，汽车我们没有办法买到，那打报告买拖拉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在我一再坚持下，杨主任才同意试一试。征得同意后，我怀揣写好的报告直奔南宁找向处长去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向处长很爽快地同意了，我一时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拱手表示感谢。这事后来还出现了一次小波折，因为购买拖拉机的钱是专款专用，要将余下的资金建围墙，还要重新打报告。我第二次拿报告去南宁时，向处长已调去北京，新任的杨处长不了解情况，好不容易得来的经费又差点泡汤。我好说歹说，几乎磨破了嘴皮，杨处长才总算同意了。

      其次是施工人员问题。松山围墙的建设资金落实了大部分，就可以开始动工了，但要找到施工人员却非常困难。那时候，正是“农业学大寨”进入高潮的时期，各地农村对劳动力管理很严，不允许农民外出打工。所以，在巴马县附近的乡村无法找到施工人员。经多次辗转，好不容易才在平果县凤梧公社（现在是乡）找到三个人来。谁知这三个人刚做了半个月的工，又被通知回生产队去，此后他们也就不再回来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焦急，觉得实在没办法了。可巧的是，我的岳父恰好在我这里，而且他也会砌墙，我只好委屈他老人家了。他原来身体不好，患有肺病，所以来巴马这里治疗。病情好转后，他也就在家休养。他了解我的苦衷，也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找到一个朋友，一起过来当砌工。但刚做了半个月，他们又不得不回老家去了。

      就这样做做停停，松山主要地段的围墙有了点模样。这时候，附近的村民又来闹事。一些人硬是说这里的土地是他们的，不允许学校砌围墙。有些人甚至直接推倒已经砌好了的墙面，造成了很多缺口。针对这一情况，我不得不多次出面找县府领导调解，但还是无济于事。当时担任政工副组长的韦国荣同志也来和我一起劝导村民，事情才稍有平息。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巴马县的学大寨运动进入高潮，要大兴水利建设。因建造坡努渡槽缺乏模板，有人就来打松山上松木的主意。他们未经学校同意，就派人来砍伐，一天之内就砍倒了十几棵松木。我真是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当时的县革委反映情况，要求停止砍伐。但革委联合办公室的个别领导根本听不进我的阐述的理由，而且劈头就给我扣上不支持农业学大寨的帽子。还说松山上的松木是1956年劳改队种的，学校无权主张松山上松木的所有权。

      回到学校后，我还是心有不甘。正在感到很无助的时候，突然想起巴马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善振，或许通过他会有更好的办法。况且吴部长和我们学校也有渊源，1957年学校创建时，他是创建者之一，曾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支持过学校的全面工作。再说，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工作。他女儿原先是下乡知青，在所略公社插队。后来学校招收炊事员，她的各方面条件均符合要求，于是被招到我们学校工作。我想，凭着这层关系，吴部长应该是支持我们学校的。事不宜迟，就在当天的晚上，我直接登门找吴部长反映情况。他也很乐意听取我的意见，在交谈中，我们谈到了保护山林的目的，谈到了学校的发展前景，谈到了松山对学校将来发展的重要性，也谈到了保护好松山对巴马县城未来发展的好处。经过商谈，吴部长当即表示支持校方的态度。由于吴部长出面沟通协调，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过了两天，县府就下了文。文件内容是说，松山上的松木是国有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松山坐落在巴师校园内，由巴师负责管理保护，作为巴马县城的景点之一。至此，松山才算逃过一劫。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黄敏同志担任学校革委主任后，才加强了对松山的保护和管理的力度。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增加投入1700元，最终完成了松山围墙的建造。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地界范围得以确定下来。在那个年代，各类学校都倡导勤工俭学，允许利用校园内空闲的土地种植作物。这样，在校就读的各班学生和校内教职工都各自分到一小块地都能分到一块地，用来种植蔬菜以自给。但事情似乎还没有完，过了一段时间，周边的一些村民又出来闹事，并且以集体的名义把学校告到了法院，要求学校给他们补偿土地费用。学校因此不得不出面应诉，作为被告方，我是被告单位代理人出庭。开庭的时候，我以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反驳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官司最终以学校胜诉而告终。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前后二十多年时间，松山归属的争端终于落下了帷幕。

      松山，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只有西面拐弯处有500多平方米居民早已建起了房子，要不回来，其他99.5%回到了学校的怀抱。我自己虽然在其中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和贡献，但主要还是归功于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广大师生。

二、建校艰辛创业路

  巴师创建之初，基本上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连一栋稍微像样一点的办公楼都没有，不像现在处处高楼林立。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老一代巴师人凭借自己的一股激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建设校园运动。

  要用5万元建造一幢3层半的使用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要用7万元建造一幢三层的使用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这是当时资金极缺的情况下学校所作的建校规划，用这么少的钱办这么多的事，那简直是杯水车薪。在别人眼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但巴师人敢于挑战不可能，以实际行动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1976年年底，由于学校办公用房条件太差，自治区教育厅下拨5万元资金给学校建设办公用房。刚开始，连到底是建成普通的瓦房还是建成楼房都没有定论。学校领导把问题提交给教职工讨论，但大家心里也没有底，各抒己见，始终不能统一意见。正在这节骨眼上，主管全面工作的韦健同志又调往地区教育局去了，学校革委副主任黄敏升任主任，立即重新组织讨论这个问题。黄敏主任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巴师人的优良传统，建设校园改善办学条件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等待国家全包。至于资金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以这5万元为基础，再靠自力更生解决另一半，要建成一幢办公楼应该没有问题。而只有建成办公楼，才能更好地解决办公困难的问题。

  基建工作落实给革委办事组来抓，当时革委分管办事组工作是黄正铜副主任。但当时黄正铜副主任正在天峨县支教，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开始我很担心自己挑不起这样的重担，但在黄敏主任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最终鼓起勇气，树立信心，接受了学校的交给的任务。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解决工程图纸和施工队的问题。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开支，建筑图纸我们直接套用河池县技委办公楼图纸。寻找施工队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各县虽然都设有建筑工程队，但是数量少，一旦有另外的任务，就无法兼做其他事情。巴马县只有一个二十来人组成的工程队，当时县计委已经派他们到淀粉厂搞扩建工程，无法再接揽学校的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事情不能拖延。于是经过商量，学校决定到外县去联系工程队。我当即接受学校的委派，于第二天直接奔赴田阳县，到计委处联系，没办法解决。又转到百色市，依然没办法解决。当晚就坐上夜班船于第二天早上赶到平果县，上午到县里去联系，结果还是空走一趟。只好在中午去马山县，下午又上都安县，但结果都一样。就这样，两天内一口气跑了五个县，弄得我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整夜坐立不安。回到巴马后，思来想去，还是重新考虑联系巴马县计委商量，看看能不能有转寰的机会。我再次找到吴善振部长，他答应出面帮我们联系。经过协商，最后才落实从巴马工程队里划拨部分人员到我们学校施工，建筑工程队问题就这样才得以解决。

  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以开始动工了。动工之前，学校特意召开了全体师生参与劳动建设校园的动员大会。会上，黄敏主任作了动员讲话，他引用了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语录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那个年代，大家的政治思想境界都很高。所以动员会后，大家都群情激昂，上至学校领导，下至师生员工，人人摩拳擦掌，决心为了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出大力，流大汗，大干一场。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建校活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时学校还设置劳动课，学生的劳动热情都很高。学生的劳动任务主要是挖土方开基槽；其次是从采石场抬回片石作基础用料；另外，还要求每位学生完成40块水泥砖的制作。这样的劳动任务，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但是学生们都毫无怨言。当时的劳动条件也很差，打砖用的石砂，要靠人力从后山采石场捡来小块石头进行破碎；细砂则要到几里外的六一屯去肩挑回来。学校统一安装两台碎石机，各班按顺序轮流使用。劳动时间只安排在劳动课和课余，包括星期天，不能占用课堂学习时间。尽管条件这么艰苦，劳动强度又这么大。广大师生仍然干劲十足，从不叫苦叫累。比如，第二十班，本来下午才有劳动课，但这个班中午没有午睡就开始劳动。在班长韦玉林的带动下，全班同学从中午一直干到下午晚饭时间才收工。他们一共抬回了12立方的石头，大大超过了原先定好的8立方的运送任务。

  物资异常匮乏的年代，主要建筑材料如钢材、水泥、木材都是定额供应的，分配三材的指标都要按照工程投资额的多少来决定供应数量。在巴师校园内，艰苦奋斗蔚然成风，面对材料短缺的问题，我们决心自己动手，解决这一难题。

  水泥是建筑材料中的主要材料之一，我校办公楼建设投资额度小，得到的水泥指标很少。当时巴马有一座水泥厂，是自治区级企业，但生产的水泥都是按指标供应河池地区和百色地区作基建用。而我校要自行制作水泥砖，需要很多水泥。需要的水泥不够怎么办？我们只能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学校指派覃新茂、蓝荣琴、覃生柱三位教师轮流蹲点水泥厂，负责收集撒落在车间及周围地板上的水泥粉，然后把“打扫”来的水泥送回学校。三位教师也和厂里的工人师傅打好关系，跟他们交朋友，使他们深受感动，因此他们明里暗里故意撒落很多水泥给我们。就这样艰难地解决了水泥不足的问题。

  木材不够又怎么办？建办公楼所得的木材指标也很少，那就需要节约使用。除了门窗之外，其余的能省就省。如果楼板要按现在浇注的办法建成，就需要大量的模板，势必造成木材的短缺，所以只能选择使用预制板。通常预制板要在预制场加工制作完成，然后再运到工地。一块预制板长4米，宽60厘米，重达800多斤。从节省费用的角度考虑，开始我们采用人工肩抬的办法运送。学校要求40岁以下的年轻力壮教师参加运送工作，我们把参与的人员分成两个工作小组，每组8人，因为抬一块预制板就需要用8个人。预制场在现在的公鸡山东侧的半山腰上，距离我们学校足有两公里多的路程。八个人抬一块预制板，中间要休息三次才把它抬到学校。头一天，黄敏主任亲自挂帅参加抬预制板。两组人马才抬回六块预制板，效率很低。而且每个人的肩膀都红肿脱皮了，再也抬不动了，第二天只好作罢。后来，我们决定用中型拖拉机运送。每次可以装四块预制板，安排人员跟随上下车。这样，工作效率就提高了很多。但是危险性却很大，装车卸车的时候，依然要靠人工来抬上抬下。因为用木排做斜道又陡又摇晃。如果有一个人稍有不慎跌倒，就直接影响其他人。整块板就会跌落碰人，造成伤亡事故。再就是，从预制场到大路一百多米的陡坡，中型拖拉机的刹车系统不像现在那么先进，所以下陡坡的时候，还需要人工在后面跟随帮助制动，才能避免拖卡滑坡的危险。这样的工作流程，虽然难度非常大，但每天可以运到24块左右的预制板。因为效率提高了，大家都非常高兴，都踊跃参与到抬板的工作中来。陈杨华老师还即兴作了一首诗表示赞扬，其中有一句说：“巴师好汉学雷锋，抬预制板快如风。”看着办公楼一层层加高，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完的成就感。

  钢材也不够又怎么办？当办公楼建造到第三层的时候，线材就已经用完了，我们只好向外界求助。我们先想到河池师专，因为那是一所大学，估计会容易找到剩余的建材。但联系上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基建钢材也很短缺，无法解决我们的困难。后来有人介绍说，自治区教育厅材料库里好像有一些线材，要我们去问一下看可能会有收获。听到这个消息，我和黄世保同志就马上动身，开着中型拖拉机前往南宁。拖拉机上路，速度很慢，所以要走两天才能到达南宁，我们第一天先到平果县住一晚。一路上，我就坐在司机后面的铁板工具箱上，因为路况很差，拖拉机机头跳得很厉害。刚走几个钟头的路，我全身的骨头好像都要散架了。到了武鸣县，就实在受不了颠簸，于是就停下来，跑到田间找来一堆稻草铺在拖卡里，就权当“卧铺”了。就这样千辛万苦来到了南宁，当晚我们就住在教育厅的招待所里，拖拉机也就停在教育厅的大院内。第二天，我们先找到时任基建科长的潘宇同志。我们说明了来意，但潘科长并不答应我们的要求，说库存的材料是局里的基建备用材料，不能转送。他建议我们去找南宁民族师范学校，天下师范是一家嘛。于是我们又赶紧前往南宁民师，但仍然是无果而回。不得已，我们还是回头向潘科长求助，甚至提出了“借用”的要求。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到了第四天，终于感动了这位“上帝”，他同意从仓库里拨出一吨线材送给我们学校。这下，我们高兴得忘记了吃饭，即刻动手搬运东西上车，又顺风运到拉丝厂，通过冷拔做成了4厘米厚的标准线材。这趟南宁之行，实在是收获很大。我们开着中型拖拉机，在南宁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就像开着宝马豪车一样畅行无阻。第五天，我们顺便购置了一些其他建材，满载一车材料，风尘仆仆地往打道回府。可是，一路上还是不很顺利。因为中型拖拉机机头轻，拖卡荷载重，遇到陡坡的时候，车轮很容易打滑或者倒退。上高峰坳时，差点连人带车翻下山坳。这段陡坡并不很长，但足足花掉两个钟头，才挪到坡顶。其他陡坡也是如此，碰到好心的货车司机主动帮牵拉爬坡，经过两天半时间的日夜兼程，我们才回到学校。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学校办公楼终于竣工了。内外装修完毕之后，办公楼显得庄严大气，在当时来说，堪称巴马第一楼，成为标志性建筑。行人路径校门，都禁不住驻足仰望，赞赏有加。紧接着我们又争取上级追加拨款7万元，继续艰苦奋斗，于1978年建成了东教学楼。两座新楼交相辉映，成为我们校园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校园的整体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三、齐心铺设发展路

  时代在进步，学校要发展。在创建时期，我们全校广大师生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自力更生，发扬革命老区人民不畏艰难的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依然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

  办公楼和教学楼建成后，大大缓解了教学用房紧缺的难题，但食堂问题又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难题。1979年，上级主管部门下拨给我校2.4万元的经费，要求我们建造一栋800多平方米的简易学生食堂和一间100多平方米的教工食堂。但配给的木材指标才有4立方米，算起来还没有达到工程需要的十分之一。贸然开工的话，很可能会使工程半途而废。不行动的话，势必会影响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都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困难再大，也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经多方打听，我们从地区计委那里得到了好消息。就是允许我们到东兰那烘林场进行间伐，得到的木材可以作为建筑木材使用，而且不限定指标，也不用付费。只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东兰县离我们学校有七八十公里远，被允许间伐的林区离东凤公路大约有9公里左右，而且这一段路都是羊肠小道，怎样才能把间伐得到的木材运回来，谁都想不出一个好的点子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机会总算给我们学校建好食堂带来了希望，我们是绝不会放弃的。

  征得学校同意后，我和凌有涵、廖有佳、黄世保、陈世球、陈茂华、磨秀荣、黄德荣八个人，带上估计够吃七天的食物及简单衣物，踏进了那烘林区。来到了目的地，那里原来有一间小的茅草屋。我们就用稻草铺在茅屋的地板上，暂时安顿下来。这里附近没有村庄，周围极其安静，听不到鸡鸣狗叫，一簇簇高大的杉木林连成一片，一眼都看不到尽头。第二天，我们就按照要求开始工作了。间伐一般是要求砍弯留直，砍小留大，砍密留疏。但我们并不是专程来维护林区的，所以在砍伐时，通常都会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选择适合我们需要的树木来砍伐。每天，我们都穿行在密密的林子里，把合适的树木砍下来，然后修去树枝，剥掉树皮，然后顺着陡坡把材木放滑到坡底，之后才收工休息。在深山老林里作业，的确非常辛苦，经常是汗水露水弄得浑身湿透。那一带山林，山蚂蝗又多，工作的时候，一不留意就被它咬伤。那些蚂蝗，个头倒不大，像一颗绿豆般大小，蜷缩在草叶或者树叶上。一嗅到人的气味，立刻拉直身子竖起头来，像一根火柴一样变得细长，然后摇一摇，弯下身子一跳，就跳到了人身上。最可怕的，是有时候它会跳到人的脖颈上，吸饱了血，又落到衣服里面。人回到住地以后，脱下衣服挂在屋外才发现它。我们每个人都遭受过蚂蝗吸血的苦，因此大家都开玩笑说：“苦不怕，累不怕，就怕那烘的山蚂蝗。”

  过了几天，我们带去的食物已经吃完了，但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买米买菜是个大问题，要走20多公里的山路到东兰县城或者长江公社粮所买。就这样连续干了十几天，任务才完成一半多一点。由于在外的时间久，劳动强度大，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浑身臭气，带去的衣服都磨破了几件。再加上生活条件差，有时两三天都吃不上一餐肉，有时只能靠煮野菜来送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因此，我们只好决定回校休整。几天后，我们又重返那烘林场，继续奋战了十天，才完成了采伐木材的任务。

  这次采伐行动，前后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参与的人员都变黑变瘦了许多，但却是“黑了皮肤红了心”。大家都体会到了齐心协力的可贵，想到自己能为学校将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苦虽累，也都毫无怨言，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着实可嘉。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月，学校这边的工程进度也比较快，需要用到木材了。那烘林场砍伐下来的木头，大约已有七成干了。要把所有的木头运回学校，这又是一件令人颇为头疼的事。9公里长的山间小道，500多根分量不轻的檩条，要靠人力抬到公路边，才能装车运回。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找到零工来帮忙，而是自己的事情全部要靠自己动手，在校学生也不例外。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学校只好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去搬运木头。于是，学校办事组主管牙美良副主任亲自带队，率领24、25两个班的班主任和他们的学生，一起来到那烘林场安营扎寨，准备将木头一根根扛到公路边。

  但问题来了，前面我们说到过，林场里到处是山蚂蝗，很多学生都知道蚂蝗喜欢吸人血，所以都很惧怕。特别是一些女同学，一不小心被蚂蝗叮上，便惊慌失措叫喊连天，不但工作做不了，倒反拖累了其他人。所以，要先对付蚂蝗，才能顺利开展工作。我们想到了用六六粉，这是过去农村常用的一种有毒农药，现在已经禁止使用了。我们先把要经过的道路两边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一路撒上六六粉，农药的毒性使蚂蝗不敢再靠近，问题才基本上得以解决。

  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所有木料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全部搬到了公路边，接着就可以用上我们的那部中型拖拉机了。为安全起见，学校不允许学生装车，而是专门安排几个员工负责。拖拉机不停地往返于东兰到巴马之间，经过两天多的时间，终于把这批檩条悉数运到了学校。

  接下来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大梁和人字木架。由于物资缺乏，尤其是钢材，一般单位的房子基本上没有钢架结构。食堂需要有比较大的空间，所以房顶要有大梁和大木条支撑，当时还缺42根左右。经多方打听，了解到东兰县伟雄生产队的一些群众有不少大杉木林，其中有适合我们需要的木材。但如果想得到这些材料，得花钱购买，而且按照林业管理规定需办好各种相关的手续才能砍伐。为此，我多次找到东兰县林业局开展协调工作。同时又不惜余力地找有关群众谈心。好在恰恰有一位学生家长在这个生产队当队干，他很乐意帮学校的这个忙。在他的热心帮助下，价钱也很快谈妥了，42根大杉木就这样顺利购买到手了。

  运输总是一个大难题，由于这批杉木是经过特批购买的，有特殊照顾的性质，所以不宜过于张扬，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在晚上运送，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也只好照办。唯一的运输工具还是学校的那台中型拖拉机，有了上一次跑南宁运货的经验教训，我们决定用老办法解决制动问题。但也考虑到这次运的木料和上次运货不同，这些大杉木每根都有9.5米长，重量约有四五百斤，运送难度就比上一次要大得多。如果只是平坦的路面，那问题倒不是很大。如果是有坡度的路面，危险性就自然大增。我们把安全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注重考虑运输过程中的制动问题。这次，我们加大了辅助人力，专门派四个人跟车，遇到大陡坡或者急弯处，就给一人在机头帮司机刹车，另外三人跟在车尾，用木棍撬住拖卡延缓它的冲力，另外还给木头尾部拖地，以此达到帮助制动的目的。这样做虽然很冒险，说起来也是违反相关的安全规定，但就当时情况，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从东兰到巴马，有两个地方最危险，一个是三石镇长坡，另一个是凤凰镇长坡，每次经过这两个地方都要用两个钟头左右才能走完。每一趟都是头天晚上开始，第二天上午八点才回到学校，跟车的人只能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喝半碗粥补充能量，可谓辛苦危险到了极点。

  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学校的面貌，必须全靠我们自己。只要学校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9个月既紧张又漫长的艰苦劳动，终于换来了两个食堂的如期竣工。

  从1977年到1979年，在经费短缺、材料短缺、人工紧缺的情况下，仅用3年的时间，我们建起了办公楼、教学楼和大食堂，大大改善办学条件，从而为学校后来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过去，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段充满坎坷的风雨历程，其中的酸甜苦辣永远值得我们不断回味。